我不是药神贫穷是病,可有药医
“世界上只有一种病，叫做穷病！”
《我不是药神》说出了这么一句既扎心又真实的话。
故事介绍（轻微剧透）
电影讲述了一个基于真实事件“陆勇案”改编的故事。
在真实中陆勇是一个饱受病痛折磨，被高昂药价耗尽家底的病人，他在了解到印度仿制的“格列卫”同自己服用的正版药，药性几乎完全一样的境况下，走上了一条助人买药的代购之路，最终虽然因此被捕，但被免于起诉。
而在电影里，徐峥饰演的程勇最初因家庭压力渴望发财，开始违法代购印度“假药”格列卫——一种治疗慢粒白血病的抗癌药物。
原本他赚取差价获得钱财后就金盆洗手了，但当看到昔日好友惨遭病痛折磨最终离世，看到众多病友无力支付正版药物哀叹痛苦时，他重新走上贩卖假药之路。
只不过这次，他抛却利益，仅以成本价售卖药物来挽救患病群体的生命。
影片中一位患者老太太对警察哭诉，“领导，我求求你，不要去抓那个药贩子，正版抗癌药要两万一盒，我吃了三年，房子吃没了，家也吃垮了。他卖给我们的印度药才一盒，他是真没挣钱。你要是抓了他，我们就得等死啊，我想活，我不想死！”
”印度盗版药在市场上的流行，是对我们正版医药商的伤害！未经授权的盗版药，就是假药，这是一种严重的违法侵权行为。”医药公司代表义正词严地说。
每一个人，都有活下去的权利，每一个人，也都有保护自己利益的权利，当这两者产生冲突的时候，该如何选择？
有人大骂资本无良、见死不救。
有人反问：“药企研发不要钱吗？都去盗版，谁来为你们研发药物？正是有了药企，很多绝症才有了希望”
有人问：“谁有罪”
影片中，面对黄毛彭浩的死，程勇质问：“他才二十岁！他只是想活着！他有什么罪！”
有人回答：“没人有罪，政府无罪，警察无罪，药厂无罪，药贩无罪，患者无罪，印度无罪”
有人说：“世上有一种病，叫做穷病，贫穷就是原罪”
整部电影，上半场喜剧，下半场悲情，笑中带泪，但绝不是凭空煽情，而是确确实实戳到了中国人的生存痛点——看病难，看病贵。
中印抗癌药药价悬殊的原因
为什么印度有便宜仿制抗癌药而中国却没有呢?是因为中国的仿制技术不行吗？
正常情况下，仿制药必须在品牌药的专利过期以后才能上市。例如“格列卫”全球专利到期是年，在那之前，理论上其它厂家都是不能卖仿制药的，不然就是侵权。
但印度政府不吃这一套，直接搬出了专利法中最狠的一招：强制许可。“强制许可”这个条例最初的意义是：为了防止落后国家因为买不起专利药，而无法保证国民基本医疗和国家安全，通常是在传染性疾病暴发时候使用。
比如艾滋病、埃博拉等。不少国家对抗艾滋病药物都是“强制许可”，卖得非常便宜，保证大家都能使用，其中不仅有非洲国家，还有泰国和巴西这类不是特别穷的国家。
但对抗癌药使用“强制许可”，还存有较大争议。在其他国家都还在民主争论的时候，印度政府果断出击，二话不说，“强制许可”了几个欧美药厂最重要的抗癌药物，授权给印度本土制药厂仿制，包括“格列卫”、“易瑞沙”、“多吉美”等。
印度仿制药出现后，这几种药物在印度的价格瞬间降了90%以上。由于印度的仿制药公司水平非常高，药物质量非常好，这些仿制药不仅满足了印度国内需求，同时成为走私药品的热门源头。
对于印度产格列卫而言，他在印度是合法且有效的真药，但是到了中国，就是无法拿到行政批文的假药，中国是保护国际药企的专利权的，印度产格列卫明显侵害了诺华公司的专利权，所以当然不会被允许进口。由于不允许侵犯诺华的专利权，中国的药企也不敢去偷偷研发生产格列卫。
所以，全世界的仿制药几乎都集中在印度，连美国人有时候都偷偷的跑去印度买药，这是印度的法律所决定的。
专利保护和人命谁更大
中国对专利进行保护，这件事肯定是正确的。
任何一个专利的发明都是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，如果不对专利进行保护，那么在发展的前期抄先进国家是很爽的，但是在发展的后期，就会被动挨打。
例如中国，原创和自主研发能力非常薄弱，其核心原因并不是什么填鸭式教学压抑了学生的想象力，根本原因是过去几十年里中国根本不重视对专利发明的保护，抄袭成风，谁也不愿意踏踏实实搞研发。（应试教育表示，这个锅我背不起，详情请看前天的文章：年高考，河北分以上考生占全国一半。“素质教育”这碗饭，我们吃不起）
研究出新东西有什么用，别人一下子就给你抄走了，你理都没地方讲，既然这样，我干嘛还要搞研究，跟着抄别人的就是了。
如果一个社会都是这种思维，那么他永远只能从事低级制造，永远只能跟着发达国家屁股后面走，因为你始终慢半拍，你不会自主研发，只会抄袭。
有些产品是很容易抄的，你追上的步伐还快一点，但是像工业母机这种高精尖产品，你就是仿制能力再强，你连样机都拿不到，拿到的产品一般都差个三四代，所以你就根本没办法抄了。这种高精尖的东西只能靠自己研发，别无他法。
所以，对专利的保护是正确且有必要的，只要这个专利是别人发明的，无论售价多贵，都是有道理的，嫌贵你可以不买，就当这个世界没发明过这个东西就是。但是当专利保护和人命牵扯到一起的时候，事情就变的复杂棘手了。
赚钱可以，但是要有个度，当因为要赚取专利费而导致很多病人吃不起药只能凄惨的死亡，这种明知道生路在哪里，只是因为穷而眼睁睁的看着自己死去的悲剧，是任何一国的伦理都无法接受的。
研发一种新药的成本通常都在10亿美元以上，医药公司很困难，但是病人因此倾家荡产，也很困难，我们不能单纯的倾向于某一边，社会效率和社会公平是互相制衡的。
我们的努力
那么，我国是如何解决这种冲突的呢？
国家先是和诺华直接谈判施压，争取到了3+9优惠，也就是购买3盒送9盒，让每年病人的花费降低到了7万元。
然后于年2月成功将格列卫等一系列抗癌药纳入医保乙类目录，纳入乙类目录后，格列卫报销比例达80%左右（各地市不同），大大减轻了患者的治疗负担。
同时还通过立法，将抗癌药的进口关税，下降为0，让病人的负担再次降低到每年2万以下。
在这些努力下，慢粒白血病也从03年的存活率的30%上升到80%，这些举措都证明了：国家制度的优化完善才是打破利益与生命僵局的利器。或许这才是治疗贫穷的良药。
国家已经做出了巨大的努力，新中国成立不足百年，改革开放才四十年，在前进的道路上，磕磕碰碰在所难免，走了一些弯路也是正常。
但我们正在变得越来越好，希望在不久的将来，贫穷不再是生命的原罪。
预告：
明天谈一谈另一个与看病难、看病贵齐名的生存痛点——房价高
年7月1日，出动40辆标识着“华为搬迁专用车辆”8吨货车、共60车次往返深圳和东莞松山湖溪流背坡村F区，；年7月2日，约有车辆1辆（其中大巴70辆）载着华为的2名员工正式去东莞上班。
华为终究还是逃离了高房价的深圳。
